一只罗马式双耳尖底瓮上的一段文字经过葡萄酒考古学家的翻译，说明了公元前182年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古老的葡萄酒年份。根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作品，整个古代时期的最优年份是公元前121年。但是公元前102年也不坏，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Campania）的葡萄酒 falerne，人们把它陈放整整20年。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认为顶级葡萄酒——像是Sorente、Chio和Lesbos的葡萄酒 —— 在够格登上权贵们的餐桌之前，应该耐心等候10到25年。若干双耳尖底瓮里的葡萄酒陈放超过一个世纪，这些酒都被雅典和罗马的“收藏家”打开来喝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品酒的评语留给我们。
这是1867年在德国施派尔城挖掘古罗马贵族墓葬时发现的公元325年葡萄酒，内有不少橄榄油用于隔绝空气，同时瓶口还有蜡封。这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以液体形态出现的瓶装葡萄酒
葡萄酒之所以出现在皮埃·诺拉（Pieire Nora）指导的关于法国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émoire）中，很大部分是因为葡萄酒的年份构成了法国的历史、演变、无常、民心的定位标记。
伟大的年份就是战胜上天的战役，人们永远不断地谈论，不断地引述、评论，因为这些辉煌酒瓶里的葡萄酒改变的速度非常缓慢，在某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达到美感与气味的顶点，绽放开来，这个时期通常还算长，之后就开始衰败，一如人世间有生命的肉体。就算这些葡萄酒非常老，变得就算不是无法饮用也是令人失望，或是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这些特优年份的伟大葡萄酒依然是艺术品，是收藏品，是葡萄酒百年记忆的演出者兼见证人，是思辨的对象，几乎是爱国圣人的遗骨。
有人在拍卖会买下一瓶1928年的一级名庄的葡萄酒，仿佛那是普鲁斯特的手稿还是戴高乐将军的军帽。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一瓶曾经属于托马斯·杰弗逊的1787年玛歌酒庄（Chateau Margaux），以匪夷所思的价格成交。“象征性到了这样的程度”，乔治·杜兰德（Georges Durand）这位负责撰写《记忆的场所》葡萄酒章节的作者说，“葡萄酒就成了记忆， 可是它依然是葡萄酒吗？”
一瓶极为珍惜的1945年份罗曼尼康帝，这个年份仅仅出产的608瓶，而且是酒庄最后一个还用没有经过嫁接的古老葡萄藤酿酒的年份
1630年是一个伟大年份，因为这一年有一颗彗星划过天际，葡萄的产量十分丰盛。在这个年代，葡萄盛产的年份都被视为奇迹。1811年，另一个彗星年份，葡萄酒在质与量方面都有极佳的表现。
“您拿一小瓶波玛（Pommard）出来看看 公爵先生，这可是彗星年的葡萄酒啊！国王喝的酒都比不上这个!” 埃米尔·奥吉耶 Emile Augier，在《普瓦里耶先生的女婿》里这么写道。至于香槟区的布齐（Bouzy)，寡妇凯歌夫人让人做了个特别标签：“1811：彗星年，布齐葡萄酒”。酩悦香槟和其他香槟酒厂当年也用了同样的销售手法。这颗1811年的彗星还留在某些酒标上， 特别是唐培里侬香槟（Dom Perignon）。
这种迷信在1893年又凯旋了一回，尤其是在波尔多产区， 那年的葡萄采收季来得比较早，从八月中旬就开始了，葡萄又多又大，是个了不起的年份。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某处提过“这1893三年雄狮酒庄（Léoville）葡萄酒的完美表现”。
香槟塞上的彗星标记
二十世纪的伟大年份就跟星星扯不太上关系了，毕竟哈雷彗星在1910年和1986年并没有带来奇迹般的收成（尽管1986年波尔多梅多克很不错）。二十世纪的伟大年份和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先行者一样，都是风土条件与气候合宜的产物，葡萄藤的生长周期因而顺利进行。而且，也要靠葡萄酒农从修剪到装瓶的努力，中间还有酿酒——在这微妙的过程中，技术让酿酒师的计划有越来越多实现的可能，让酒农的直觉有越来越少表现的空间。
总而言之，如果艳阳没有出现在八月，尤其是九月，让采收工人每天都得戴上帽子，就不会有奢华的收成。
换一换
清空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