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不喜欢喝葡萄酒吗？在“英国倒影世界”的哈利·波特宇宙中，酒精类“顶流”是黄油啤酒和威士忌，白兰地相对而言就比较底层；而普通葡萄酒令人惊奇地被较为罕见提到，与现实餐桌经济史相映成趣。
如果拉长经济文化的历史来观察，酒类产品因为生产特点和消费偏好一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使其成为了早期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商品。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对于法国葡萄酒的高关税也是英国重商主义的核心政策。这一路径依赖的措施，巩固了烈酒对于葡萄酒的优势，进一步塑造了英国中产阶层以下的饮酒偏好。
餐桌上的啤酒和葡萄酒，是一系列政治经济与财税政策呈现在现实生活里的末端。伦敦的新兴中产阶层选择喝啤酒还是葡萄酒？英国财政关税政策如何帮助政府获取收入，从而令不列颠在18世纪跃居为欧洲的领导力量？看似不相干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战争、葡萄酒与关税》正是通过观察这些细小的特殊案例，探究地缘政治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贸易、消费和税收模式，从而产生延绵的路径依赖，一直延续到今天。
顺差创造政府，关税创造品位
一直到17世纪末以前，英国人都仍然在大量饮用葡萄酒，而且以法国生产的为主，是其后数十年战争和贸易保护导致的商业税收政策转变，造成了英国人饮酒习惯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的显著变化。17世纪是现代国家兴起和官僚机构扩张的关键时代，财政需求以前所未有速度膨胀起来，追求国际贸易顺差提供的金钱，重点从个人财富转移到政府管理和国家权力控制，在这种被后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为“重商主义”的理念中，关税收益与贸易顺差创造了政府，国家应该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条件，必要时，不惜用发动战争去维护。
整个17世纪，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都在指责英国对法国的贸易逆差，在当时的观念中属于绝对的“政治正确”，而葡萄酒恰恰是贸易逆差中最大一部分，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至少三分之二的葡萄酒贸易是与法国进行的，英国的总进口额12%～13%来自法国葡萄酒（G.G.A.Clay,1984）。1675年英国从法国进口的货物约为150万英镑，而从英国向法国出口货物总值不超过17万镑，英国的政治家对此非常担忧，货币的单向流出使国家处于通货紧缩状态，财政不足，这使政府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更容易下决心切断与法国的国际贸易。
随后爆发的九年战争（奥格斯堡战争/大同盟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英国和法国的正式冲突持续了25年之久，在此期间贸易关系基本是隔绝的，军事和政治的冲突下面埋藏着贸易主导权力争夺的线索，演变成18和19世纪对帝国统治的追求。也是与此同时，中止从法国进口葡萄酒，给本土产出的啤酒和烈性酒（威士忌、朗姆酒和金酒）留出了市场空白，填补了进口酒精饮料的巨大缺口，新的利益集团迅速产生并且巩固下来，对政府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开始发挥连续性的影响。
西班牙王位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大为受挫，英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某些立足点获得了一种接近准殖民者的地位，从而热衷于从这两个国家进口葡萄酒，而非恢复与法国的酒类贸易。这种做法得到了烈酒利益集团的默许，因为这两个地区的葡萄酒产业和产品竞争力明显弱于法国，无法动摇啤酒和烈性酒的市场地位；更重要的是，在重商主义的观点中，英国与葡萄牙的整体贸易处于顺差，葡萄牙和西班牙从英国进口大量的布料纺织品，如果非要进口葡萄酒，不妨以它们替代一贯逆差的法国，至少可以作为鼓励和交换它们进口更多英国工业品的筹码。英国与葡萄牙签订的《梅休因条约》中，对葡萄牙葡萄酒采取从量关税，税率不超过对法国进口葡萄酒的2/3，18世纪初，英国对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葡萄酒进口关税分别为每桶56镑、26镑和27镑，明显的税收优惠有力阻止了对法国正常贸易的恢复，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
关税职能的复杂性，也让这种由战争开启的路径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史家认为关税在18世纪日益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而非财政来源，但关税收入与国内消费税（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有替代关系，关税保护政策可以成为政府的筹码和杠杆，对受到保护的国内厂商施加压力，提高消费税税率来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在贸易保护中受益的饮料行业和服装纺织品行业。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酒类贸易，也撬动了英国与它们的殖民地之间更大的交易空间，英国的出口商们愿意接受较高的国内税率，换取贸易保护（很大一部分是从葡萄酒贸易关税而来），从而谋求殖民地全球体系里的更大贸易空间，这反映了一个世界性的殖民贸易市场日益与帝国财政息息相关，关税政策的目标也从欧洲转移到世界。
作为税基的中产阶层消费拼盘
中产阶层是产生消费与生活方式，而非收入和经济地位的概念。现代国家财政，是伴随着中产阶层崛起时大幅度增长的关税和消费税形成的，现代国家的官僚机构与行政能力，也是因为这种规模性的持续、稳定财政税收才成为可能。
18世纪英国税收的增长本质上反映了消费税的增长。工业革命与世界贸易体系给扩张的城市居民带来了大体量、稳定和一定程度国际化的消费习惯，税负从土地税等直接税向间接税转移，对更高效的税收技术和行政能力提出迫切要求，大规模的文官和行政体系由此成为可能。在18世纪前十年，土地税、关税和消费税收入大致平衡，各约为100万英镑，到最后十年，土地税只有200万镑左右，关税达到300万镑，而消费税高达700万-800万英镑。随着直接税的比重下降，财政压力从地主乡绅阶级身上转移到城市居民和新兴工商业阶层身上，中产阶层是以固定和批量产品消费习惯贡献间接税的主力军，生活方式又最先体现在食品饮料，其中酒精类产品的规模效应最为显著。
通常来说，消费税存在的问题是，生产者比消费者更容易成功抵制课税的实施，生产者群体才有规避税收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游说能力。但对于英国国内酒类生产商，18世纪初战争限制下诞生的贸易体制，优势在于能比较轻易地征收啤酒和烈性酒税，因为课税的对象群体需要高度依赖与政府的合作、对贸易的协同才能经营和盈利，这进一步使政府倚重本土酒类行业带来的财政收入，加大竞争产品（进口葡萄酒）关税保护力量，以换取更顺利地征税。
从相对比例来说，消费税在中央政府财政的比例增长在18世纪中期大幅度超过关税，到30年代展现出了消费税替代关税的可能性，1733年，英国首相沃波尔政府退出《消费税议案》推动税制改革，试图进一步减轻财产税（直接税），通过保税仓库代征的消费税，大部分取代酒和烟草的关税。以此扩大集中征税税基，减少繁琐的关税征税成本，最终建立一个消费税基础上的税收行政体系，也推动英国贸易自由化的进步。
然而《消费税议案》没有得到国会通过，并且在商人和市民阶层中引起了强烈不满——这是一个悖论的结果，自由主义理想色彩政治家没有看到，恰恰是“繁琐低效”的葡萄酒关税存在，保护了国内的酿酒业利益和市场，才可能维持和扩大当下的消费税税基。《消费税议案》的失败，尤其是对酒类的税制改革失败，最终结果巩固了啤酒作为最基本的主要商品，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成为英国人饮酒习惯的核心。
重商主义再发现
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政策的斗争，在英国作为18-19世纪全球贸易领导力量的叙事中一贯被作为主要线索，高潮呈现在1840年《谷物法》废除和1860年的《英法通商条约》，自由贸易理念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对财政、税收历史的再次梳理和量化研究，显示出真正的历史并不如此简单，进出口数据显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平均关税税率远高于法国，甚至与当时典型的非自由贸易国家美国不相上下，直到19世纪末才急剧下降，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转变，因为它参与世界经济的规模而被放大了。18世纪重商主义、国家本位的英格兰并非在一夜之间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理想的开放市场，而这种理想开放市场也从来没有在英国真正存在过。
问题在于，对重商主义的考量，如果仅仅局限于国际贸易，在经典经济理论中很容易批评——任何一个受过现代国际经济学教育的学生都可以用要素禀赋理论说明国际分工对生产发展的好处；但一旦把目光引向财政收入关税和消费税的来处与用途，中产阶层的消费崛起，国防需求以及税收支持下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形成，重商主义的现实性就会变得难于驳倒。
贸易政策服从于政府运作和地缘政治的需要，政府需要奖励它的朋友和惩罚敌人，利益相关者在权力机构里有各种稳固的同盟军。19世纪末，在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化使英国将重心从农业和土地转移到制造业和工业的同时，关税与消费税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制造业带来的新工业消费拓宽了消费税税源，由于发达的制造业，英国对世界其他部分保持着贸易优势和顺差，关税在总财政收入中的依赖性就进一步下降，并且可以被消费税弥补，那么向自由贸易转向，就会完全有利于最大化的财政红利。18世纪本土酒类的保护性关税与消费税扩张之间的共生关系，此时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真实个案背后的重商主义消亡逻辑。
历史经常以不同的服装扮演同样的角色，今天的世界又看到全球体系的收缩和重商主义的抬头.英国退出了欧盟，法国葡萄酒又一次面临失去一个重要高端市场。
对角巷里的巫师们，仍然在畅饮黄油啤酒。
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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