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南澳大利亚大学葡萄酒法和国际贸易法教授魏维琪

日前，笔者有幸就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在中国市场的开发等问题专访了南澳大利亚大学葡萄酒法和国际贸易法教授魏维琪。

笔者：在由全澳葡萄酒业联盟和澳大利亚葡萄酒及白兰地管理局两个部门联合于2007年5月发布的有关澳葡萄酒产业战略定位的规划意见书《葡萄酒业战略规划2025》中，中国被看作新兴市场进行培育开发。从我的市场观察来看，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商超市场表现不错，仅次于法国酒，您认为是什么促使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在中国的成功？

魏维琪：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在中国的成功与其早年在其他市场的成功是相似的。首先，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本身在中国卖力推销自己的酒，澳大利亚葡萄酒及白兰地管理局及全澳葡萄酒业联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给力宣传澳葡萄酒的整体形象，有统一的市场战略、统一的品牌策划，细分市场策略，如推出区域之粹（Regional Hero）等等。此外，澳大利亚也很给力与中方谈判，以期取得更好的市场准入。

笔者：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您认为会给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带来更多机会吗？

魏维琪：中国已经降低葡萄酒进口关税，但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希望能进一步降低。另一个问题来自降低各种隐性的技术性壁垒，虽然这有些难度，但澳大利亚方面正努力和中国方面磋商。当然，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障碍，澳方希望其葡萄酒商标、地理标志等在中国市场能够得到有力的保护，杜绝造假行为。

笔者：在中国市场，澳大利亚葡萄酒业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来自中国本土已有的酒业势力。中国四大葡萄酒企业拥有强大的市场份额以及品牌宣传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您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在中国的推广有何建议？

魏维琪：与众不同才是王道。不同地方的酒酿造方法不同，品尝起来也不同。我认为，要增加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就要向中国消费者展示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与众不同。虽然现在进口关税降低了，但它还是存在，从而使得国外酒价格优势丧失。就澳大利亚葡萄酒而言，我们无能为力，因为关税同时也施加到其他国外酒。由于其气候较热，澳大利亚葡萄酒酒精度相对较高。中国消费者或许不喜欢酒精度过高的葡萄酒，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就需要采用市场定制策略，降低投放到中国市场的酒的酒精度。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调查，以摸清中国消费者到底喜欢什么。我认为澳酒业在针对中国消费者定制的市场策略还不够，他们认为自己酿的酒一定适合中国消费者，现在或是其为中国市场定制酿酒的时候了。

笔者：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在这两年面临着过度供应而需求萎缩的矛盾，我有幸多次被邀请参加在澳的葡萄酒出口博览会，这些博览会多半针对投资移民。从我的观察来看，很多买家非常关注价格，对他们而言，价格越低越好，这或许是他们唯一关注的问题。但当和他们更深入的交流后，我发现其对这个行业根本不了解。也就是说，他们的进入只是一种临时投资，希望来快钱。从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宏观产业角度而言，这种对待供需矛盾的做法并不是可持续的。您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及有兴趣投资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魏维琪：我认为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想在中国葡萄酒市场做长久，必须让在中国上市的澳大利亚葡萄酒有再售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个酒必须是好的，不是质劣的，如果单单考量价格因素发展不会长久的。投资澳大利亚葡萄酒，合作经营等方式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已经有很多外资选择这种投资模式进入澳大利亚葡萄酒业。中国投资者要想进入这个领域，当然可以，只是他们或许对这个投资模式还不是很了解。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应该尽可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以及丰富有关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的教育资源，而不是简单吸引中国投资者来买酒，做一锤子短期买卖。

笔者：您是否认为投资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是一个政治敏感性问题？特别是中国那些实力型的本土酒业，它们入主澳酒业会有什么问题吗？

魏维琪：应该不是。目前，已经有很多跨国酒业集团在澳大利亚投资建立葡萄酒庄园或葡萄种植园。其实，这不只是单向外企流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适时地走出去，在澳大利亚本土之外进行酒业项目的合资合作经营，所以，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投资是双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酒是商业而不是政治。一如其他的商业，看的是投资是否有回报，回报率有多高，至于跟谁合作，甚至是你的竞争对手都无所谓。当然，这个事情也得分开来讲，如果中国酒企要购买澳大利亚的一个酒业大鳄，就另当别论了。这就涉及到政府对外国投资的审核，这种投资会影响到将来本国酒业的整个市场格局，也就是说，政府从监管层面上不会坐视不管的。如果中国企业入股一个中小规模的葡萄种植园，这就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葡萄酒种植园主或许因为金融危机正好需要资本注入，而中国的酒企正好需要开拓自己的酒业版图，于是就创设了一个双赢的结局。

笔者：澳大利亚在理性饮酒上创设了一些强制性标签标准，但中国政府现阶段还没有对酒业推行强制性措施，您对中国未来的酒业立法有哪些建议？

魏维琪：我认为标签上的警示标志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认真去读懂这些实质意思，即使有人读了，未必把它当回事，社会教育或许可以承担一部分警示消费者合理饮酒的功能。比如，很多人都知道吸烟可以引发癌症但未必知道酒饮过度也会引发癌症。这里有一个信息差的问题，政府需要去弥补。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合理饮酒认真对待的话，它会切实有效地规范零售商的售酒行为。例如，在澳大利亚，酒吧或其他零售酒的商家是不允许将酒卖给已经喝醉的人，否则消费者出了事情，业主将负连带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些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迟早都得面对这个问题。

（作者系南澳大利亚大学食品及葡萄酒法博士生；魏维琪教授是南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部的法学教授兼教学院长。在过去的数年里，她一直从事葡萄酒法律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出版工作。她曾分别在阿德莱德大学和奥克兰大学教授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葡萄酒法律课程，并向美国葡萄酒经济学家协会年度例行会议和国际贸易研究所提交了多部有关葡萄酒法律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