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丁学良这一记“惊天雷”掀起了对经济学家的新一轮批评。同时，丁学良也通过这一“炮轰”，把自己送到了聚光灯前。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民家庭。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他喜爱红酒、绿茶、古典音乐和经典电影。更让他向往的，是在中国的大学讲坛上做公开演说，如《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碰到提问中多的是：“你是怎样从中国一个很穷的村子里跑出来，去了美国，进了哈佛，然后在国外当了那么多年教授的？”这一问题显然超越了枝节而直击根本。
乡里人的朴实期望
丁学良出生在安徽南部宣城（今宣州）一个叫金宝圩的地方。
上小学时，母亲用仅有的一套花布给丁学良做了一身衣裳。“一个丫头”，穿着花布衫的丁学良受到同学们的耻笑。他躲在茅草搭的教室里，不肯出去上体育课。因为阳光下，花布会更加刺眼。这在三年级的丁学良心里，足以铭记一生。
上世纪70年代末，丁学良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前，特意回金宝圩辞别，几位乡人老农仔细询问了硕士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得出结论：它等于早年的进士。乡人庄重地以家酿米酒祝贺丁学良“及第”，并叮嘱为官不可忘本虐民。
这些年再回金宝圩，丁学良发现，除了在极端封闭、贫穷的地方还保有“读书才能翻身”的传统，但凡被现代风拂到的地方都转向另一条路：到城市打工去。这在丁学良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一条路，“大学兴，国家才能昌盛。同理，读书才是穷人家孩子翻身的正道。”
那一跪的恩情
2004年末，丁学良应邀到清华大学做讲座，其间参加了一次聚会。一进门，就见坐在轮椅上的于光远老先生，丁学良上前，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丁学良理直气壮：“于先生于我，不一般。”这不一般的，是知遇之恩。
没有受过正统、规范教育的经历赋予丁学良一大特点：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
那两年，他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办公室睡觉。当时的办公桌是按照级别配备的，于光远先生的桌子有1.8米长，也够宽，躺在上面最舒服。丁学良感激的，还有“常睡先生桌子”这一条。
1983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个奖也促成了丁学良被推荐至美国留学。
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丁学良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语言，是丁学良在美之初感受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
转入哈佛时，丁学良基本完成了留学生涯中最痛苦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较大进步，加之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很买他的账。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教授当时在哈佛社会学系任教，他连用三个“非常好”夸奖丁学良的学期论文，并欣然答应担任丁学良的博士生导师。
选酒：别样才华
丁学良的美国同事说：你做社会科学研究，真是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干，你应该做一个“葡萄酒大使”。
旅居海外20年里，丁学良对洋酒的品味和了解依次经历了这样4个阶段：啤酒—威士忌—白兰地—葡萄酒。每一个档次的提升都与他收入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
1984年10月，应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麦克法库尔教授的邀请，丁学良到哈佛大学做学术报告。此次波士顿之行，不但使丁学良如愿以偿地进入哈佛，也让他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真正意义上葡萄酒的滋味。
在为欢迎丁学良举行的家庭酒会上，丁学良回忆道，麦克法库尔教授打开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让他品尝。第一次喝葡萄酒，丁学良说他不是用嘴而用想象力在喝。虽然对其中的滋味浑然不觉，但当时那个场合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一样，虽然他听不懂那些音乐，但他会把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放在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
1996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邀请丁学良到该院做全职研究，并为他提供了5年的研究基金和7万澳元的年薪。丁学良在澳大利亚共生活了3年，从第二年起，他开始每天喝一瓶葡萄酒，来了朋友再多加两瓶。两年下来，他至少喝过上千种葡萄酒，对葡萄酒的鉴赏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准。他特别强调，喝葡萄酒时，心里要坦坦的、悠悠的，要有几分消遣，几分情调。
在那里，每次聚会时选酒的任务都落在了他头上。丁学良为这个“选酒大使”的差事感到十分自豪。“一个中国人，对于洋酒、葡萄酒的了解，能够达到让那些西方人都认可的程度，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
换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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