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了解过中国的近代史，不说太远之前的，我们知道有一种特殊的人群，他们带来他们国家的物品和知识，尤其是宗教。那就是传教士。而其中他们带来的就是葡萄酒。传教士对中国葡萄酒发展的推动力是很大的。就好像郑和下西洋一样，他带去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之类物品。

    当今的文献比较确凿地证明了公元前1100年的波斯人首先大规模地酿制葡萄酒，希腊人在公元前350年统治地中海地区时也开始大规模酿制。之后希腊人将这一技术带到了意大利，罗马人立即大规模地在意大利中南部栽种葡萄，并将葡萄文明带入高卢地区(包括现在的法国)。 葡萄酒在中世纪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会。圣经中521次提及葡萄酒。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基督教把葡萄酒视为圣血，教会人员把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作为工作。例如，法国勃艮第产区的葡萄酒酿造就归功于修道士们的精心栽培及从罗马迁居于阿维农的教皇们的喜好。 传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一般传教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师。 

     明代传教士在中国输入宗教和科学，传播科学并不比宗教少，因为中国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明代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1610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9岁。其生前信徒已达200多人。按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但是中国人为了纪念利玛窦，上奏朝廷，申请赐地、下葬北京。利玛窦的成功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于是来华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在科学上有着较高的造诣，以宣传西方的科学文明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于1620年携入的7000部书，这些书籍包括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医学、法学、音乐类书等等，可谓应有尽有。葡萄酒想必不可缺少。 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日尔曼人。

    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他是耶稣会士。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 传教士对中国葡萄酒发展有不小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将西洋酒带进中国，并成为上层社会消费的时尚;第二、洋御医罗怀中在西洋葡萄酒基础上，结合中医药创新出养生葡萄酒新品类;第三、清末传教士在北京开办葡萄酒坊，开始在中国建厂，并按西方标准实施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生产。罗怀中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优秀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他和著名画家郎世宁是同乡，是罗马教会派来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715康熙帝在位时来中国。1733，罗怀中呈献给雍正皇帝三张“西洋葡萄药酒”的配方，结合中医药创新出养生葡萄酒新品类。

    从这些你都可以看到传教士对中国葡萄酒发展的推动。我觉得到了如今的互联网全球化发展，真的不能去较真一些东西的起源，然后以老祖宗自居。毕竟知识这种东西，或者说，技术，是一种很容易被模仿学习并加以改进的。而关于配方，很多地方很讲究配方的私有。但是并不能阻挡这些文化的传播。